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ology with literature from Paradise Lost and The Pilgrim’s Progress
认识上帝是人心的禀赋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对文化的神学之纬漠视导致对文学终极关怀层面解读之肤浅，并以清教文学《失乐园》与《天路历程》为例，论述清教精神何以成就了文学的崇高境界，而清教文学的卓越探索也成全了神学的入世之思，文学本身也就成为真理的直观。 [关键词]：神学 文学 终极关怀 清教精神 Abstract: The author thinks the indifference towards theological field of culture widely exists in interpreting literature works, which tends to arouse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ultimate concern in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works. The typical Puritan works Paradise Lost and The Pilgrim’s Progress are listed as examples in this passage to expound how Puritanism made high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The excellent masterpiece of Puritan literature has fulfilled the practical thinking of theology. As a result, literature itself has reflected the truth. Key words: theology ; literature ; ultimate concern ; Puritanism 文化、神学与文学 文化无非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这三个层面的关系，有学者由此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这三部分。而神学应属于价值文化部分。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则干脆指出人都有一种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这一关怀有着顽强生命力，决不愿认同日常生活的沉沦，也不肯让物质利益和世俗功利来满足人心最深处对终极者的渴望，他以《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一书来标示文化和神学的密切关系。至于文学，很多人认为它处理的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把文学定义成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在这种观点下，文学和神学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然而，阅读古往今来那些最伟大作品，又分明发现文学关心的不仅是“世界”，也是“境界”，不仅走“忧世”之路也走“安魂”之路，不仅从事“模仿”（mimesis）也敬聆“召唤”（calling），文学之生发不仅是一次美学事件也是一次真理事件，不仅是一次社会事件也是一次心灵事件。德国哲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就说：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而且是以作品的方式起作用。因此，艺术的本质先行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但我们自知，这一规定具有一种蓄意的模棱两可。它一方面说：艺术是自身建立的真理固定于形态中，这种固定是在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生产的创作中发生的。而另一方面，设置入作品也意味着：作品存在进入运动和进入发生之中。这也就是保藏。于是，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真理的创作性保藏。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那么，难道真理源出于无？的确如此，如果无意指对存在者的纯粹的不，而存在者则被看作是那个惯常的现存事物，后者进而通过作品的立身实存而显露为仅仅被设想为真的存在者，并被作品的立身实存所撼动。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抛状态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澄明才发生出来。 这里说得何等精彩！文学与生活并非同构，文学不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相反，文学和生活一开始就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文学是为了克服现实的压制和遮蔽而产生的。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对真理、对存在有遮蔽，而创作就是揭开这种遮蔽，进入存在领域和真理领域，反观日常生活的沉沦与麻木，从而人开始活在“未济”（not yet）而不是“已济”（already），人就不会被“他们”消耗掉，而成为诗意栖居的人。说到底，根本问题不在于文学反映或不反映之类，而是到底“反映”什么？是“反映”短暂事物（being）还是永恒事物（Being）？ 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干脆认为文学创作乃是为了与“我魂之魂”相遇，为了与系我魂魄的“形象”相遇，这样作家创作时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我－它”型世界，而是一个“我－你”型世界。“形象鉴临我。我无从经验她，描述她，而只可实现她。她在与我相遇者之神妙容光中绚灿流辉，比经验世界之一切明澈更为澄明，故尔我能观照她。她并非作为‘幽邃’事物中之一物，作为虚像幻影而呈现于我，而是我眼前现时的存在。若依据所谓客观性来度量，她的确不是‘实存’。但敢问还有何物比她更为实在？”“创造即汲取，创作即获致，塑造即昭示。我实现形象之时就是我敞亮她之时。”“‘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现‘你’。不过，向‘你’倾吐原初词正是我的真性活动，我惟一的真性活动。”作为倾吐原初词的创作成为一种“惟一的真性活动”，乃至艺术创造具有了神学意义，成为真理的澄明与显现。 除了作为社会之学，文学也是心学，是灵魂之学，文学分明也在探究人与神的关系，作家朝思暮想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其实也有个人生存意义和生存信念问题。这正是文学的神学之纬。文学大师巴尔扎克（Balzac,1799-1850）说好的小说家首先必须是哲学家，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好的文学其实也是在表达一种神学。 对此，我们可通过清教神学与清教文学的关系来探讨一二。 现实关怀与信仰关怀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1864-1920）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谈到清教思想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与形成的重要影响，他的观点目前也越来越被认可。近来，专门发挥这一课题的两本书《敬业》与《天职》在大陆也很畅销，其中《敬业》一书谈及清教工作精神，浅显易懂，其发行量已突破十万册。 不单在经济领域，清教精神（Puritanism）在政治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在英国十七世纪中期催生了清教革命，重塑了英国政治形态，更有几批清教徒先后从英国、荷兰等地长途航行到北美大陆，按照他们所信奉的《圣经》原则建立了美国，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论美国民主》中认为宗教精神对美国民主和自由原则有根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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